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武器五花八门，有苏制武器、美制武器和德制武器等；抗战初期中国精锐部队的武器主要以德国武器为主；尤其是蒋介石嫡系部队，武器更是清一色的德国制造。
中国与德国的武器贸易从晚清就开始了，蒋介石1928年取得对中国的统治地位之后，开始步入高潮。
那个时期中德武器贸易，从政府层面来讲没什么政治因素，纯粹是各取所需，利益往来。
蒋介石需要用德国武器和德国体制来装备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对付割据一方的军阀部队；而德国看中的，是中国钨矿砂。
钨是战略金属，钨矿砂能提炼出大量的钨，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，制造枪炮子弹、坦克装甲、飞机核心部件和穿甲弹必不可少。
但是钨矿砂非常稀有，欧洲只有世界总量的八分之一，还是在德国的潜在对手苏联。
希特勒上台之后，企图称霸欧洲，恢复德国的军力，钨矿砂对德国来说至关重要。
因此，双方议定用以货易货方式来进行贸易，德国武器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。
1928年4月，国民政府派遣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委员、后来军政部兵工署署长陈仪远赴欧洲考察，参观了意大利、瑞士、荷兰、瑞典等国的枪炮厂、飞机场等，最后敲定了德国为中国的武器进口国。
陈仪在德期间，签订价值100万马克的军火购买合同，拉开了国民政府采购德制武器的序幕。
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，蒋介石有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，加快了进口德制武器的步伐，中德两国签订了《中国农产品和德国工业品互换合同》。
据史料记载，1932年，国民政府进口了总额为1200万马克的德制武器；到了1934年，增加到1400万马克。
1936年，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武器价值2300万马克；1937年德国向中国交付的军火，价值8200万马克。
仅1936年、1937年这两年间，德国实际交付给国民政府的军火就超过1亿马克。
德国《民族观察》驻远东记者当时就发出过这样的评论：“整师整师的（中国军队），从步枪、坦克到钢盔，都是由我们德国国防军相同使用着的德式军品装备起来的。”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；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阻止德国向南京政府出售武器。
尤其是在当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，日军尝到了德制武器的厉害，这种念头更加强烈。
希特勒当时的心情非常矛盾，一方面德国非常需要中国的战略矿产，一方面德国又非常迫切地需要拉拢日本加入其法西斯阵营。
经过痛苦挣扎后，希特勒做出抉择，于1938年5月，宣布全面停止对中国的武器出口。
M35型钢盔（中国在1936年以前，从德国进口了30余万顶M35钢盔）。
口径为7.62毫米的毛瑟M1924型步枪（1934年中国从德国进口了10000支，后在取得原枪图纸及生产许可后，由巩县兵工厂大量仿制，1935年定兴为“二四式”步枪。）
105毫米榴弹炮、20毫米高射炮、75毫米长程炮、37毫米平射炮，150毫米、70毫米要塞炮。88毫米半自动火炮、博福斯M1930鱼雷、快艇若干。
仅仅是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5月德国停止对华军售，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了如下武器：飞机12架、105毫米榴弹炮36门、迫击炮800门、37毫米战防炮500门、13.2毫米高射机枪300挺、MG42机枪10000挺、毛瑟步枪5000支、150毫米和105毫米炮弹3.6万发，迫击炮弹190万发，子弹1.6亿发。
该炮由德国工程师开发设计，1930年在瑞典博福斯厂定型制造的德制武器。博福斯山炮放列全重800公斤，最大射程9150米，可分成8个部分用8匹马驮载，或4匹马挽曳。
1930年下半年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连和炮兵学校练习队分别获得6门新炮。1932年6月，兵工署制式兵器会议正式公开宣布采用博福斯山炮，截至1935年10月，前后总共购入了121门，其中炮兵第1、第2、第3、第5团每个团装备24门，剩下分配给部分中央嫡系部队师属炮兵营使用。
再比如德国一号a型坦克，重量5.4吨；装备2挺7.92毫米车载通用机枪，装甲厚度6到13毫米，乘员两人，最高时速每小时37公里，还配有一部电台，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。
南京政府不光是以德国武器为硬件武装中国军队，还以德国军事体制的软件来建立自己的国防体制。
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顾问于1933年向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《陆军改革建议书》，他指出：
中国军队规模已经很庞大，但是不是精兵。国民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组建一支训练有素、准备精良的现代化部队；当务之急是应先建立一支示范队伍、再逐步推广到全军，完成国军的现代化改造。
这个建议为蒋介石采纳，次年(1934)年底，军事委员会制定了“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”。
这些师都严格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要求开始整编和接受新的训练，不过真正的完成轻武器换装的仅有第一批的部队。
而这些部队的重武器以及第二批10个师所需轻武器装备，因存货不足没有完成。
为了继续落实计划，1936年5月和1937年3月，南京政府又2次向德国下了订单，其中用于步兵部队的装备如下：
步1亿3000万发(其中3000万发为钢心弹)、子弹盒600万套。
这些订单大部分都在抗战全方面爆发前夕到货并拨给各调整师，但也有极少部分没有来得及交货。
一个月后因为抗全方面爆发，第四批的10个师只调整完编制，武器装备无法更换。
综上所述，原本计划的60个调整师，只有20个完成了调整，10个调整了二分之一，10个刚开始就夭折，后两批更是无果而终。
其中又以第87/88/36三个师德制化程度最高，即人们耳熟能详、津津乐道的“德械师”；而“中央军校教导总队”，则是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。
既然当时德国政府对军售态度积极，那么国民政府为啥不趁机大量进口，将军队全部德式化？答案只有一个：囊中羞涩。
清朝灭亡之后，中国就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，直到退出大陆，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。
多如牛毛的军阀在自己的统治区各自为政，控制着税收甚至发行货币的权力，中央政府根本无权过问。
不仅如此，中央政府每年还要为消灭割据军阀进行连年不断的战争，花去大量的军费。
分裂的中国和无休止的战争，让国民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，就没有财力去换钱购买武器，只能采用易货方式进口武器。
当时在华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，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不现实的，中国的“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”只能纸上谈兵。
因此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“轻装快速部队”：爆发战争时用列车来进行调兵，不依靠重炮、战车等重型装备，而是使用自动武器进行作战。
比如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，炮兵第2、第3团奇袭日军机场（原浦西高尔夫球场改建），第1营的8门博福斯山炮在战斗中大显神威，以击毁敌机5架，大大震惊了日军，称此炮为“浦东神炮”。
在八年抗战中，德国造的莱茵重炮参加了台儿庄战役、兰封战役、武汉会战、桂南会战、桂柳会战和滇西反攻等重大战役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根据使用情况去看，莱茵重榴炮的射程让日本三八式150mm和大正四年式150mm榴弹炮都自叹不如。
一二八淞沪抗战中，张治中率领的第5军，由87师、88师、中央教导团为骨干，他们全都是德械师。
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头阵的第九集团军，骨干为第三十六师、第八十七师、第八十八师，他们均系原国民政府警卫军，由德国顾问训练准备德国武器的精锐之师。
正是因为得到了德国的持续军火供应，“淞沪会战”国军才保持了足够旺盛的斗志和足够大的火力与日军对抗三个月。
1938年5月之后，德国中断了与中国的武器贸易，德式武器配件也同时中断，其影响也日渐式微。
尽管如此，由于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制、提供贷款、进口机器和模具、建立新型兵工厂与产能，中国得以自立生产足够的轻武器和弹药，对中国八年之久的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当然，中德贸易是互惠互利，是平等的，不是希特勒的施舍，中国没有必要感恩纳粹。
回忆这段七十年前的历史，再比较今日之世界，我们显而易见，没有国家的统一，就没有科学技术发展，没有生产力、没有经济基础；没有这些，军队现代化和国家安全是可望而不可即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